奧運火炬傳送的抗議活動，令藏獨問題引起的關注度急升。地緣政治分析家威廉‧恩達爾(F.William Engdahl)四月十日在加拿大智庫「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的網站上，發表一篇題為「危險的地緣政治遊戲：華府和北京玩『西藏輪盤』」(原文) 的文章，引起外界討論。文章指，過去數月，布殊政府策動連串擾亂中國國家穩定的策略，包括在中國鄰國緬甸發動一場「袈裟革命」，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部隊部署到正由中國的石油公司開發豐富石油資源的蘇丹達爾富爾地區，又設法把印度變為在南亞箝制中國的主要前進基地，而西藏事件是逐步升級的策略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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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F. William Engdahl
Global Research, April 10, 2008

Washington has obviously decided on an ultra-high risk geopolitical game with Beijing’s by fanning the flames of violence in Tibet just at this sensitive time in their relations and on the run-up to the Beijing Olympics. It’s part of an escalating strategy of destabilization of China which has been initiated b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past months. It also includes the attempt to ignite an anti-China Saffron Revolution in the neighboring Myanmar region, bringing US-led NATO troops into Darfur where China’s oil companies are developing potentially huge oil reserves. It includes counter moves across mineral-rich Africa. And it includes strenuous efforts to turn India into a major new US forward base on the Asian sub-continent to be deployed against China, though evidence to date suggests the Indian government is being very cautious not to upset Chines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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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西方人士總是熱衷於把自己裝扮成全球道德領袖，在他們潛意識裏，有著一種很深的偏見，似乎這個世界上的對與錯、是與非就是應當由他們說了算。在西藏發生了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之後，有位美國高層人士就跑去見達賴，自稱要維護“道德權威”，要國際社會對中國施壓，還荒唐地揚言要派什麽獨立調查團到中國調查。還有一些西方人士則像以往指責中國所謂的人權問題一樣，采取雙重標準，把打砸搶燒說成是“和平示威”，更有的甚至憑借想象刻意編造所謂的“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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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93年、執政74載、擁有近2000萬黨員的蘇聯共産黨于1991年8月25日宣告自動解散，身後留下最豐富的遺産是一大堆問號。蘇共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據我研究，蘇共的悲劇之源，不在于個別問題上的失誤、失策，而在于黨和國家政治體制上的失敗，在于背離了憲政民主的世界潮流。

憲政民主作爲一種國家政治制度，是主權在民、公民權利至上，從而與君主專制的主權在君、君權至上相區別。憲政民主的具體內容雖多，其核心內容就是兩項：一是民主選舉，二是分權制衡。

憲政民主發端于十七世紀，成熟于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已經成爲世界憲政潮流。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蘇俄的政治體制建設，是順此潮流還是逆此潮流？可惜的是，由于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新生的紅色政權選擇了反潮流的道路。于是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蘇聯國家億萬公民的命運，禍福安危，就此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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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反思改革潮愈演愈烈，日趨複雜，也越來越深化。輿論一般認為這股反思潮始自2004年夏天的郎顧之爭。中央高層公開的表態是“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切身的問題”，回避直接介入這場爭論，但采取了直面現實矛盾的務實態度。

爭論的實質是，下一步改革將塑造什麼樣的利益格局更有利於十七大後中國的發展。爭論當然會涉及意識形態，但並不是主要的。意圖意識形態化的雙方，左翼主要還是站在意識形態角度，右翼則更多是代表扭曲改革的新貴利益。不過，反思爭論中，主流還是其他多元利益主體間的利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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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碩鳴

從效率優先到以人為本
紀碩鳴 梁靈久
2005-12-21   
 

在人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關係中，經濟社會發展是手段，而人的全面發展則是目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高揚「以人為本」的旗幟，過去偏重於物質財富的增長，將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

如果我們把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社會發展的路徑，依歷史變遷的現實軌跡劃分，可以清晰地看到三個相互銜接的時代脈絡：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領導，開創了一個新的國家政體，為建立和鞏固政權，強調階級和階級鬥爭，走過了漫長的立國時代，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時代；此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代領導，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在「文革」百廢待興的基礎上，建設起一條快速通向富裕社會的高速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締造了中國的第二時代即經濟開放繁榮時代，用二十五年的時間走過了建國時代；今天，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一代新領導，勵精圖治，承先啟後，立足「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以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為主旋律，正在開啟中國走向全面富裕的第三時代。這個邁向新時代的堅實步履，不言而喻，起自新近召開的十六屆五中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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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強調「科學發展觀」，實質上是「科學發展觀」提出二年來經過理論探索和實踐檢驗後的一次新的概括與總結。它由最初對經濟發展問題的修正，拓展為統領整個經濟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指導思想。正如「十一五規劃」所明確的：「科學發展觀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無疑，對黨的意識形態的重新定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第三時代發展階段的主要任務及指導思想的認識已趨於成熟。理論上的成熟同時意味著改革開放的初中期時代（鄧小平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面臨著新的時代轉換與社會轉型。現階段中國面對的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經濟落後，物資匱乏的問題，而是如何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為社會提供更多必須的公共服務產品，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問題。隨著社會主要矛盾和問題的轉換，鄧小平時代已結束，一個新時代正在開啟，而科學發展觀恰是這個時代呼喚的新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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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曉楠、邱金英
發布日期：2005-06-10

　　[內容提要]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是後殖民批評的主要話語之一，有其產生和發展的特定的曆史背景。因此，本文考察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踐特征和理論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實質，分析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自身存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做出客觀評價。

　　文化帝國主義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基於優勢的物質條件之上，運用經濟和政治的力量，宣揚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種種價值觀、行為模式、制度和身份，以達到重塑被壓迫人民的價值觀、行為准則、制度和身份，使被壓迫人民服從帝國主義階級的利益。簡言之，文化帝國主義就是通過文化思想的滲透來控制一個國家人民的靈魂，然後把這個國家變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殖民地。就此而言，文化帝國主義不僅涉及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而且也涉及到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如美國與法國、美國與加拿大等國家之間的關系。文化帝國主義不僅涉及到實踐層面，而且還涉及到理論層面。本文考察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踐特征和理論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實質，分析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自身存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做出客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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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勳章︰設立於1930年4月6日。章體為金質。其上的列寧頭像，早期的為銀質，1934-1936年的為金質，其後改為白金。章上有俄文 ЛЕНИН（列寧）字樣。授予在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建設中建立特殊功勳的個人、集體、機關、社會團體和部隊。第一枚列寧勳章授予了《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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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以在太行山之東而得名。唐大部分屬河南道；宋設京東路，後分京東東、西路；金更名山東東、西路，為山東得名的開始；元設山東東西道；明置山東省，後改山東布政使司；清改山東省，省名至今未變。

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屬河東道；宋設河東路；金分河東北、南路；元設山西河東道，為山西得名的開始；明置山西省，後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變。

河南：以在黃河之南而得名。西漢即有河南郡，為河南得名的開始。唐大部分屬都畿道和河南道；宋設京畿路和京西北路；金改南京路；元設河南江北省和河南江北道；明置河南省，後改河南布政使司；清改河南省，省名至今未變。

河北：以在黃河之北而得名。唐大部分屬河北道，為河北得名的開始。宋設河北路，後分河北東、西路；金分河北東路設大名府路；元設燕南趙北道；明設北平省，後廢省，所有府和直隸州直屬中央，稱北直隸；清改直隸省；1929年民國改河北省，省名至今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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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德強
2006-1-8

最近的世貿會議在香港召開期間，我應一個非政府組織的邀請去參加了一個討論會。我發言的基調對八十年代的改革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認為那時候的繁榮有一定的真實性，是計劃與市場相結合、開放與保護相結合的成功。但九十年代錯誤地總結了八十年代的經驗，以為是市場的成功，是開放的成功，所以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道路，造成了今天兩極分化、礦難不斷、經濟殖民化、下崗失業等各種問題，並有可能導致中國出現重大的社會危機和動盪。新一屆中央領導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提倡要可持續發展、和諧社會、自主創新等概念，這些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左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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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得到主流民意支持的政改方案被反對派議員否決，讓市民清清楚楚地看到，香港政壇確實存在著「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應該說，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意外收穫」。行政長官曾蔭權將這些所謂「泛民主派」正名為反對派，並在赴京述職與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時，以反對派來形容否決方案的「泛民主派」議員。這是非常恰當和貼切的。事實上，將否決推進民主政改方案的人稱之為「民主派」，實在是相互矛盾，倒是反對派的稱呼，能夠準確反映他們「逢行政長官必反」、「逢特區政府必反」、「逢中央必反」的共性特質。

　香港與其他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一樣，都有反對派，並不奇怪，大家可以平常心對待。但比較而言，西方的反對派出於準備接替執政的需要，一是強調「有批評也有建設」，他們在反對一項政策時，須提出相應的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政策；二是重視講究反對的「合法性」，以便將來合法地接替執政，他們不會反對基本的政治制度，不會挑戰現存憲制體制的合法性。香港的反對派卻明顯不同：一是一味反對，無建設性可言；二是一再挑戰現有的憲制體制，挑戰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憲制權力和責任。香港的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呈現出一種背離的趨向，反對派的得勢，是以政府和社會遭遇困境為代價的。因此，市民在以平常心對待反對派的同時，又要注意不可讓反對派坐大，以免動搖香港的根本，造成社會危機，損害香港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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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類：分類檢索／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

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經過在自身基礎上不斷發展﹐逐漸成長為具有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全成熟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亦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

馬克思的論證　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的思想是馬克思首先加以論證的。馬克思運用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論考察人類社會的發展﹐論述了“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列寧說:“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問題﹐去考察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列寧選集》第3卷﹐第243頁)。根據這一辯證法的發展觀﹐馬克思論述了從資本主義社會裡誕生的共產主義社會自身也是處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它要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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