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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浮 | 17th Feb 2006 | 轉貼文章 | (5749 Reads)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特征、實質與內在矛盾

洪曉楠、邱金英
發布日期:2005-06-10

  [內容提要]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是後殖民批評的主要話語之一,有其產生和發展的特定的曆史背景。因此,本文考察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踐特征和理論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實質,分析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自身存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做出客觀評價。

  文化帝國主義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基於優勢的物質條件之上,運用經濟和政治的力量,宣揚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種種價值觀、行為模式、制度和身份,以達到重塑被壓迫人民的價值觀、行為准則、制度和身份,使被壓迫人民服從帝國主義階級的利益。簡言之,文化帝國主義就是通過文化思想的滲透來控制一個國家人民的靈魂,然後把這個國家變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殖民地。就此而言,文化帝國主義不僅涉及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而且也涉及到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如美國與法國、美國與加拿大等國家之間的關系。文化帝國主義不僅涉及到實踐層面,而且還涉及到理論層面。本文考察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踐特征和理論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實質,分析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自身存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做出客觀評價。

  一、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踐特征

  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侵略、征服、控制和剝削別人,老牌帝國主義用炮艦和金融或商品手段,也就是用軍事或經濟手段來達到目的。而新帝國主義手段越來越高明,除用軍事、經濟手段外還用文化思想手段。文化帝國主義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現代帝國主義總過程的一部分。概括起來文化帝國主義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1、文化帝國主義以強大的經濟、資本實力為後盾,主要通過市場而進行的擴張過程

  某些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向其他國家系統地擴展其經濟、政治與文化控制方式,其結果導致了實力雄厚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西歐)與相對貧弱的欠發達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和南美、亞洲、非洲等單民族的獨立國家)之間形成的支配、附屬和依賴的全球關系。文化帝國主義就是這一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某些發達國家的產品和時尚風格通過市場向其它國家傳輸,從而產生特定的需求與消費形態,鞏固和支持了支配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和行為。

  2、文化帝國主義是一種文化價值的擴張,即通過含有文化價值的產品或商品的銷售而實現全球性的文化支配

  西方一些學者和政治家在為資產階級國家政府服務時,總是強調西方大國的文化和價值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如基辛格認為,“似乎每一個世紀都會出現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具有按照自己的價值觀改造整個國際關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源動力,這幾乎是一個自然規律”。他提出要建立一個以美國為領導的世界新秩序,“使21世紀成為美國的世紀”。近些年來,西方國家或者通過對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項目,或利用技術上的優勢向落後國家大量輸出自己的文化產品,使這些國家認同並接受他們的價值觀念,造成不發達國家在文化生存與發展的許多方面(如:價值觀念、學術話語、產業形態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國家的文化入侵。目前,無論是在服裝、食品、電影、電視,還是在建築設計方面,都充斥於第三世界,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大量的西方文化產品、西方的文化習俗和西方的文化價值存在。在這種沖擊面前,落後國家不僅面臨著產業形態上殖民化的威脅,而且也面臨著文化產業創新能力上的不足。這既不利於不發達國家人民創造性的發揮,使他們停留在維持性學習境地,永遠保持其落後狀態,而且由此會造成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認同的危機。

  3、文化帝國主義通過信息產品的傳播實現文化擴張

  當代西方國家借助於傳媒,利用廣播、電視、廣告、流行音樂、通俗文化等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將自己的強勢文化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目前,世界傳播媒介的集中壟斷的程度仍在加劇,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將會造成世界上確保文化產品的豐富性和多元性的條件在繼續惡化。另一方面,在全球性文化產品市場形成和跨國傳播領域越來越大的狀況下,對信息的單向流通所產生的文化結果表示深切關注和擔憂的已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不少發達國家也提高了警惕。例如,根據加拿大的統計,該國電視台每年總計播出英語節目52000小時,其中本國生產的節目只占28%;在播出的27000小時的法語節目中,本國生產的只有630小時。在日本,一些學者從80年代初就開始研究信息的“入超”問題。1985年,日本新聞協會研究所發表了一項對亞洲14個國家29家主要報紙的“國際報道”狀況的調查報告。(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年,第253-254頁。)這個報告顯示,亞洲各國報紙“國際新聞”的主要提供者是西方信源,其中美聯社占了60%以上,而各報的“本報訊”總計只有21.2%。同年發表的一項題為《電視中的外國文化》研究報告則揭示:日本對美國的電視新聞的“輸出”和“輸入”比例1:20,存在巨大的逆差,而這種逆差反映了美國的電視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巨大影響。

  二、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特征

  1.理論形態的多元性

  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形態是多元的,既有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又有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除此之外,還有漢斯•摩根索的民族主義理論、弗郎西斯•福山的曆史終結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等。這裏主要簡要介紹漢斯•摩根索的民族主義理論、弗郎西斯•福山的曆史終結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以期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主要形態有一個整體的了解。

  漢斯•摩根索的民族主義理論。漢斯•摩根索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一種,是民族主義的一個分支,是當代民族世界大同主義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它是通過文化滲透,在精神上控制和征服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和廣大人民,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帝國主義是帝國主義在當代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是摩根索的民族世界大同主義在政策領域的具體體現。民族主義最早起源於西方,是新興的市民階級反對封建統治,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物。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新興的市民階級把一切反封建的力量都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形成反封建的合力,建立了一個又一個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民族國家。後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不滿足於在自己的民族國家內發展資本主義,為了獲得廉價的原材料和推銷商品,開始了向外侵略擴張,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實際上是民族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民族擴張主義。(孫紅軍:《漢斯•摩根索的民族主義理論述評》,《鐵道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12期。)

  弗郎西斯•福山的曆史終結論。美國《國民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號刊登了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副司長、原蘭德公司分析家弗郎西斯•福山的紀念冷戰結束的文章《曆史的終結》,提出了“曆史終結論”。其主要觀點是:80年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並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而是曆史本身的終結,因而具有根本的性質。因為在他看來,這些變化無可爭辯地表明西方和西方思想的勝利,而這正是“人類思想演進的終點和作為人類最後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這並不是說在這以後就再也沒有什麼事件發生了,但在福山看來,以後發生的事件只能是西方自由主義的進一步普遍化,因為他強調,目前自由主義還只是在思想或意識領域取得的勝利,離現實的物質世界的勝利還很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課題組主編:《國際文化思潮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可見福山的曆史終結論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政界人士(當然不限於政界)對20世紀末期世界上發生的巨大變化的態度,表達了他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前途的樂觀情緒。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1993年美國《外交季刊》夏季號發表了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家薩繆爾•P•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的文章。其主要觀點是:冷戰結束後,世界沖突的根源,“主要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文明的沖突將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間的地理分界線,將是未來的戰爭線”;“文明是文化的統一體”,是“最高的文化群體和范圍最大的文化認同”。文明的曆史作用比民族國家更大。未來決定世界格局的是七八種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未來重大沖突將爆發在這些不同文明間的地理分界線上;文明之間之所以發生沖突並成為人類社會中一切沖突之源,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文明差異不僅確實存在,而且是根本差異。第二,世界愈來愈小,歸屬不同體系的人們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第三全球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變革的進程,使人們脫離傳統的地域認同,也削弱了把民族國家作為認同的根源。第四,文明的強化由西方的雙重角色引起。第五,文化特征的差異較難改變,因而也就比政治經濟特征的差異較難妥協與解決。第六,經濟區域主義日趨上升。(方立:《文化帝國主義的幾種理論形態》,《高校理論戰線》1996年第9期。)

  2、理論內容的雜多性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研究的內容是紛繁複雜的。主要是通過媒介、宗教、人權觀念以及網絡等形式進行滲透。

  媒介文化帝國主義。在文化擴張的過程中,由於大眾傳播媒介是一種最有力的制度化手段,因此不少學者也把文化帝國主義稱為“媒介帝國主義”。這是因為,少數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往往通過各種媒體來傳播他們的文化。20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影視界還遠不是美國的天下,法國影視、意大利等都占有重要的國際市場,而到了1999年,法國影視市場的72%,德國影視市場的90.05%,日本影視市場的64%以上均為美國所搶占。電視的情況則更為複雜和嚴重,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1998年統計,世界各國進口的電視節目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來自美國,這其間既有新聞節目、專題節目,更多是電視片(特指電視劇之類的片目)。新西蘭的電視節目有50%來自美國,拉美的電視節目競有百分之85%來自美國……在當今世界,無論那個地區,哪個國家,都能感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從表面上看《魂斷藍橋》、《泰坦尼克號》、《豪門恩怨》只不過是比較有藝術魅力的影片。然而,在這種魅力的背後,一種耳濡目染的“美國生活方式”,一種奢華侈靡的享樂觀念已深深浸淫於每個觀眾心中,並不斷蔓延,改變著人們先前的思維方式和生活信條。西方國家在全球媒介中占據了壟斷性的地位,這使得信息流通基本上呈單向運行,源源不斷地把自己的價值觀、信仰、生活方式灌輸給其他地區的人民。用美國專欄作家約翰•熱伊爾(John Reil)的話說:文化帝國主義通過影視、電視、廣播等滲入其它國家。它通過宣揚衍生其信仰和行動的根基,直接觸及文化的精髓。它貌似城裏來的好心人,而實際上卻是“魔鬼”。

  宗教文化帝國主義。而傳教士是帝國主義最有力的發言人,他們的一切活動的主要意義在於他們為推行帝國主義的文化所起的作用,他們的根本目的是要用文化的方式來打破西方人和東方人的傳統隔閡,進而用西方文化來改造和統治東方文化。正如詹姆斯•佩查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化帝國主義》一文中所說的:文化滲透與政治、軍事控制和經濟剝削緊密相連。美國用來支持中美洲種族滅絕政府以保證自己經濟利益的軍事幹涉,往往是伴隨有強烈的文化滲透。美國贊助基督教會侵入印第安人村莊,在印第安農民受害者中灌輸歸順思想。贊助國際會議是為了讓臣服了的知識分子們討論“民主與市場”。逃避現實的電視節目播發“另一個世界”的幻想。文化滲透是鎮壓起義者的戰爭機器的非軍事手段的外延。

  人權文化帝國主義。西方國家把人權問題上某種程度的普遍性以及西方人權觀念中所包含的某種有價值的東西絕對化了,竭力要把他們對人權的特殊理解強加於全世界。並在人權的幌子下,竭力把西方文化、西方價值觀,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推廣到全世界;哪裏不對他們的胃口,便揮舞起人權的大棒,評頭品足、說三道四;今天說這個國家“人權狀況惡化了”;明天說那個國家“侵犯人權”,粗暴幹涉別國內政。例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一步加強文化外交、全面輸出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並且把“西方的思想和實踐”視為“具有普遍性權威”的唯一標准,認為“凡是不順從西方、尤其是美國人權觀念的政權都是專制和非法的”。(約翰•格雷:《拒不接受東方有希望的前景》,英國《衛報》1994年4月4日。)這是典型的文化帝國主義行徑。

  網絡文化帝國主義。網絡文化帝國主義也叫做電子帝國主義、電子殖民主義,它是文化帝國主義在網絡時代的具體表現。網絡是一種全新的傳播媒介,是信息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特網發源於美國。在硬件方面,他們管理著因特網網址的分配系統的核心部分。在軟件方面,美國力圖控制通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傳輸的內容,美國流行文化、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滲透到其它國家和文化當中。他們利用信息優勢和信息霸權達成美國獨霸全球的戰略目標。據統計,因特網用戶的88%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5%的發達國家。美國擁有的電腦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擁有的電腦總和還要多。經濟發達國家平均每1000人擁有300台個人電腦,而在第三世界,每1000人僅擁有16台電腦,在危地馬拉近8台。2000年1月,EXCITE公司對全球6.4億左右的互聯網進行語言認證,結果是英文信息占71%,日文為6.82%,德文為5.08%,發文為1.75%,中文僅有1.52%。憑借這些優勢,目前美國文化占據了網上信息的資源的80%-90%,人們已進入因特網就好像進入了美國文化的環境中。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就是這樣統治著信息網絡,支配著信息交通渠道,並由此建立起話語霸權,而在全世界范圍內樹立起自己的霸權思想,侵占了人類的精神空間和物質空間,這是一種新型的電子殖民主義。(孫晶: 《文化霸權理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頁。)美國在世界信息業中的霸主地位為網絡文化帝國主義創造了物質技術條件。曾在克林頓政府擔任過商務部副部長的羅斯科普夫在一篇題為《表揚文化帝國主義?》的文章中說過美國在信息時代政策的核心必須是贏得世界惟一的信息超級大國,美國應該在信息領域中處於領導地位。

  三、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實質

  正如詹姆斯•佩查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化帝國主義》一文中所說的: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的目標:一個是經濟的,另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是要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場,政治上則是要通過改造大眾意識來建立霸權。娛樂商品的出口是資本積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業出口在世界范圍內獲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國主義在於將人們從其文化之根和團結傳統中離間出來,並代之以新聞媒介制造出來的,隨著一場場宣傳攻勢變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則是把人們從其傳統的階級和社會的圈子中分化出來,並使得人和人之間產生隔閡。一份美國的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報告《贏得冷戰:美國的意識形態攻勢》指出:在外交事務中,有些目標通過直接和外國的人民接觸能夠比和它們的政府接觸更好地達到,在今天,通過通訊技術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觸到其它國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響力的那部分人,從而給他們傳達消息,左右他們的態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們采取某些果斷的行動。然後,這些團體就有能力對他們的政府施加相當大的影響。文化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是對青年進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剝削。帝國主義的娛樂和廣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國商業宣傳的青年為獵獲物。其訊號是簡單而直接的:現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費美國宣傳媒介產品聯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國文化出口主要市場。他們最容易接受消費主義和個人中心主義宣傳。大眾傳媒以盜用左派的語言和將不滿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費來操縱青少年的反叛行為。因此,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國主義可以這樣定義:西方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文化生活進行系統的滲透和控制,以達到重塑被壓迫人民的價值觀、行為准則、制度和身份,使之服從帝國主義階級的利益。這就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質。而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無非就是對文化帝國主義實踐進行的系統地反映。這種反映有的是歪曲的,例如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就是為文化帝國主義實踐服務的;有的是比較正確地揭示了文化帝國主義的本性,例如薩義德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就揭示了文化與帝國主義的聯姻關系,揭示了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的實質,揭露了文化帝國主義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實質。

  四、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內在矛盾

  1、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的內在張力

  文化帝國主義這一概念,是帶有後現代主義色彩的社會文化批判的術語。薩義德對後現代主義雖頗有微詞,但是無論他采納的研究方法還是借鑒的理論都具有很強的後現代因素,例如無論是他對福柯的權力話語的引用、對法農的思想的借鑒還是對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及文化霸權的挪用都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場。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薩義德所代表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是屬於後殖民主義的。後現代主義強調“史詩敘述”的消失,而第一代後殖民藝術家與學者正相反,他們運用史詩敘述來謀求民族文化的獨立與複興,薩義德認為,這是因為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曆史及政治的不同需要決定的,他的觀點是:民族主義既是必須提防的陷阱,也是必經之路。

  另一方面,薩義德又對後現代主義保持一種必要的警惕。他並不否定啟蒙和解放的態度,相反,他認為,“只要有機會這樣做,人們仍然會運用啟蒙和解放這樣的范疇來思想,而至關重要的是,人文學科和知識分子應該把它當作議程重新提出”。(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09頁。)他指出:“除了對解放和啟蒙作理論認識或者說有一天我將這麼做以外,別無選擇”。(同上,第312頁。)薩義德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矛盾性就表現在他對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矛盾態度。

  湯林森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剖析基本上是站在現代主義的立場上的,他對媒介帝國主義、民族性的話語、資本主義文化以及現代性的批判這四種文化帝國主義話語的分析,實際上,媒介帝國主義、民族性的話語、資本主義文化批判等,最終都把矛頭指向了現代性。因為媒體、民族國家、全球資本主義都是現代性運作的主要方式和因素,換言之,前三種話語都必須建立在對現代性討論的前提之上。從總體上來說,湯林森不僅為文化帝國主義辯護,而且反擊批判現代性思潮。

  無論是薩義德運用後現代後殖民的方法來倡導現代性,批判文化帝國主義,還是湯林森為現代性辯護,“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理論顯得較單薄”,(王嶽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曆史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頁。)但是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所表現出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的內在張力是顯然易見的。

  2、自我身份認同的“悖論”

  從總體上來看,除了湯林森等少數人之外,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一批生活在第一世界話語圈內並身居高位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精神貴族。如果說後現代主義是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向所謂“邊緣”的輸出和輻射,那麼,所謂後殖民主義,則應是包括整個以往的和新近的被殖民化的地區——非歐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加勒比地區、印度、新西蘭等——向西方文化中心的運動。挑起後殖民主義討論的一些批評家並非真的來自西方列強的“前”殖民地國家或稱“後殖民地”國家,而是一些雖有著第三世界血統但實際上卻在第一世界的主流話語圈內身居高位並在逐步向其中心運動的知識分子精神貴族。一方面,作為有著東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統的知識分子精英,他/她們與真正的主流理論家格格不入,因而無時無刻不試圖向居於“中心”地位的西方主流文化發起進攻,以尋找契機步入“中心”;但另一方面,由於他/她們操持著純正的第一世界的“英語”(English),有著收入豐厚的第一世界的薪俸,因而難免不流露出某種優越感,而與其相比較,那些真正的“第三世界”批評家或“後殖民地”批評家,則使用的是帶有當地語音和語法特征的第三世界的“英語”(english)。(王寧:《後殖民主義理論思潮概觀》,《外國文學》1995年第5期。)

  薩義德一再強調,在後殖民時代,文化都是混雜的;同樣,在這樣一個時代,個人的身份也是混雜的。正如薩義德講述自己的身份時所說,“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接受西方教育的阿拉伯人,自從我有記憶起,我就覺得我同屬於兩個世界,不完全屬於任何一方”。薩義德認為,他的這一身份使他更容易理解雙方。但是,如果我們記住這一身份本質上是流動的,那麼,薩義德的這種自信似乎是可疑的。畢竟,作為一個有著阿拉伯文化背景的美國人,他對美國強國政治的質疑究竟是一種作秀還是一種立場,究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偏私還是一種堅持差異的信念,這似乎是他個人所無法決定的。但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構成了薩義德其人其說的一個魅力因素。

  3、西方中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矛盾

  按照後殖民主義的觀點,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學的價值與傳統,都擁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只有西方先進國家和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後”民族的文化則被貶為邊緣文化、愚昧文化。任何一個民族都具有一種本能的“後殖民意識”,都試圖對於其他民族實施文化滲透,以求躋身於中心文化的地位。然而,“後殖民能力”是由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經濟實力所決定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其強大的科技、經濟優勢占有了這種“後殖民特權”,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將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通過各種先進的傳播媒介強行“編序”與世界文化的運行機制之中,灌輸給“落後”的民族。由此可見,以歐洲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理論上的主人敘事主義已經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但文化帝國主義還有更廣泛的內容。

  在殖民主義和冷戰結束之後,西方某些發達國家再也不能以合法手段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統治先前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了,於是就利用其高度發達的信息傳播手段對這些國家和地區大量進行文化滲透活動,包括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文化產品的傾銷,力圖保持其在世界文化發展中的霸主地位,並通過這些手段獲得大量的政治資本和商業利潤。此種文化帝國主義較先前更加嚴重,它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培養了自己的文化精英,而且使廣大民眾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其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不僅對落後國家實行文化侵略,而且對某些第一世界國家也實行著文化滲透。所以,這是一種更為徹底的具有全球性的文化帝國主義。

  後殖民批判主義強烈譴責此種文化帝國主義行徑,強調民族文化的特色性和自主性;認為在國際交往中,不僅應當尊重其他國家的政治主權,也應當尊重其文化主體性;不僅應當在經濟領域中堅持平等、自由原則,而且應當在文化領域中遵循平等、自由原則;堅決反對在文化領域中的以強淩弱行為。

  與此同時,文化帝國主義話語中還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悖論: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一方面要抵制西方國家利用經濟強勢侵犯本國的經濟主權和文化主權,另一方面還得在與發達國家交流的過程中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和讓步,改變原有的一些價值觀,這種改變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

  在薩義德的《東方學》中沒有指出新的民族主義立場的可能性,二者的症結所在都集中在如何認識話語決定論和反本質主義。相對於馬克思對弱勢民族和弱勢國家的關懷而言,薩義德並不關心民族國家如何確立自我的身份,他曾經遺憾的說,在地方世界中,《東方學》一書經常被視為對弱者悲慘境地的一種展示,而不是對使用知識以加強自省力量的一種多元主義批評。

  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在政治上產生了一系列令薩義德始料不及的反響。確如薩義德自己所說,《東方主義》問世十七年來,英美學界對此書的大多數評價是“積極熱情”的,當然該書的政治鋒芒也招致了一些人“非常強烈的敵意”,還有一些人則表現為“不理解”。在所有的反響中,他認為最有必要做出解釋的一點,就是他的敵人和同情者都不約而同地認為他是在“反西方”。同情薩義德的學者將東方主義現象等同於整個西方的代表或縮影,進而將真個西方視為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敵人,也是伊朗、中國、印度以及其他許多曾遭受殖民主義統治和欺淩國家的敵人。薩義德對於《東方主義》在阿拉伯世界所引起的反響顯然是喜不自禁,然而興奮之餘,他似乎又多少有些擔心,擔心封他為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政治代言人一類的過分吹捧,最終將影響到他在西方學界的形象和地位。所以他反複地強調不要將他的這部著作作簡單化的理解和比附。這也反映了薩義德在西方中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者之間的矛盾心態。

  湯林森對文化帝國主義四種話語的分析,實質上是消解與否定了談論文化帝國主義的四種話語體系。例如,他認為,由於媒介是中性的,因此,用媒介帝國主義表達文化帝國主義是不成立的;由於民族國家和文化不過是“想像出來的社群”,因此,作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民族性話語也是不能成立的;由於消費者是具有主權決定自身需求的,況且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同質化,其後果也不全是負面的影響,因此,從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角度所討論的文化帝國主義觀念,也不完全正確;由於現代性將全球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但作為一個概念,現代性並不能提供給我們集體生活的意義,也不能造就全球同質的文化觀和價值觀。這樣,我們與其說資本主義現代性是一種文化侵略的過程,倒不如說是一種本地“文化損失”的過程。因為不管強國或弱國都面臨這些問題,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所有“支配”的觀念或“帝國主義”的字眼,都不合適。由此可見,湯林森對文化帝國主義話語的分析,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這說明,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絕非消解了文化帝國主義,實際上,它是用消解文化帝國主義話語談論的方式維護了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這正是他與薩義德等後殖民主義理論家不同的地方。總之,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內涵著許多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

  作者簡介:洪曉楠,1964年1月生於安徽省桐城縣(今桐城市)。現任大連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遼寧省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百人層次入選者,碩士生導師,大連市政協委員,大連市哲學學會理事長,遼寧省哲學學會常務理事,全國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研究會理事。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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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閱讀
陳龍︰媒介文化全球化與當代意識形態的涵化
http://www.woxie.com/article/list.asp?id=8317


[引用] | 作者 李若浮 | 17th Feb 2006 | [舉報垃圾留言]